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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文官調查研究資料蒐集方法與調查品質:「訪員遞送與受訪者自填問卷」方法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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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紀要
台灣文官調查研究資料蒐集方法
與調查品質:「訪員遞送與受訪者
自填問卷」方法之探討✽
黃東益✽✽ 施佳良✽✽✽ 謝忠安✽✽✽✽
摘要
本文探討於2008 年所執行「台灣文官調查」的調查過程與結果
之品質,目的在瞭解透過新方式訪問公務員,是否能夠提升訪問品
質,以期能對未來文官調查事務有所助益。有別於一般調查的對象,
台灣文官具有保守性,較不願意表達自己的意見與接受外界的訪調,
以避免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為了克服傳統郵寄問卷無法確保填問卷者
為受訪者本人的問題,台灣文官調查採取「訪員遞送、受訪者自填」
的方式,經過資料分析發現,透過步驟更改,此次調查得到將近七成
的回收率與較低的項目無反應率。基於本次研究結果,本文提出未來
   ✽  本文發表於2008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1 月23–24,南投暨
南大學。感謝論文評論人陳俊明教授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本文所提建
議,作者也要感謝台灣文官調查計畫研究團隊的詹中原、陳敦源、蔡秀
涓、蕭乃沂等四位教授及研究助理在該研究計畫中的投入,使得本文能夠
有豐富的素材得以進行分析。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
備註:收稿:2010 年1 月21 日;接受:2010 年12 月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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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調查在規劃與執行上的建議。
關鍵字:文官調查、資料蒐集、無回應、訪答效應、循證
Data Collection and Non-response in Surveying
Taiwan’s Bureaucrats
Tong-Yi Huang, Chia-Liang Shih, Chung-An Hsi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process and the quality of the Taiwan
Government Bureaucrat Survey conducted in 2008.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amine if the new methods of collecting
data can enhance the quality of survey, and also to propose helpful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urvey on government bureaucrats. Different
from general survey, government bureaucrats are more sensitive to
politics and easily hesitate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in interviews. To
encounter the problems arising in a mail survey that those who fill
the questionnaire may not be the ones sampled by the investigator,
Taiwan Government Bureaucrat Survey adopted “in person, self-administered”
method to collect data. Our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sponse rate reaches 70% and non-response rate in survey items
is relatively low. Based on the findings, we propose suggestions for
planning and implementing surveys on government bureaucrats.
Keywords: Government bureaucrat survey, data collection, nonresponse,
response effects, evidence-based
壹、前言
相對於其他較成熟的社會科學領域而言,公共行政學門缺乏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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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經驗研究基礎(Knill, 1999),公共管理以及政策過程往往依賴行
政組織中實務經驗者的直覺判斷,使得公共行政因充滿互相矛盾的行
政諺語(proverbs of administration, Simon, 1946)而備受詬病。近年來,
因應行政專業化的訴求,學界不斷呼籲建立循證的(evidence-based)
公共政策與管理(Heinrich, 2007)。由陳敦源等(2008–2009)所執行的
「台灣民主治理機制鞏固之研究」國科會計畫(以下簡稱本研究),1
針對台灣的文官進行大規模的問卷調查,正是建立循證公共管理與政
策的有系統嘗試。
在調查研究執行的過程中,從研究主題的規劃、研究對象的選
定、問卷的設計、資料蒐集的方法與資料的整理與分析,每一個環節
都牽涉到調查品質。不僅如此,調查品質亦受到複雜的社會環境與文
化所影響(Johnson et al., 2002)。由於公務人員受到社會與組織文化
的影響,普遍認為其個性上有幾項特徵:對敏感議題較為排斥、對機
關長官較為服從、想法觀念相對保守。因此,在接受訪問與調查時存
有一定程度的排斥感。與以往對象為一般民眾的調查相比,對於文官
調查相對更難追求較高的回收率。尤其當問卷所詢問的議題較敏感,
或者調查時正值較敏感的時機,將使得調查更顯困難。
因此,為了因應文官的特殊性,本研究在調查過程進行特別的設
計。有別於一般由訪員親自訪問並由訪員填答的傳統面對面訪問,本
研究在資料蒐集方法上,係改由調查人員遞送問卷並由受訪者自填問
卷的方式(in-person, self-administered, Tourangeau et al., 2000)進行,
以試圖提升問卷回收率。此種特別的經驗,在文官實證資料的蒐集、
1. 計畫名稱:「台灣民主治理機制鞏固之研究之子計劃一:權力轉換與文官中立:態度、
可信承諾、與政務╱事務人員關係」案,編號:NSC 96–2414–H–004–037–SS2,本
文作者之一黃東益為該計畫共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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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研究不同執行模式的比較研究以及未來執行文官調查,具有
重要的意涵。
首先,雖然台灣在執行全國規模的民意調查方面,已有豐富的實
際經驗,且在研究上也有許多重要發現。但有別於一般民眾,文官係
為握有公權力的菁英集團,且層級節制的組織特性影響較深,特別是
在威權遺緒的影響之下,使得文官在組織內的行為偏向保守與謹慎。
因此,為了確保調查品質,在調查設計上必須有所因應。然而回顧以
往的文獻,可以發現在國外對於文官進行的量化研究中,多以公共管
理或組織管理為探討主題,抑或是進行組織管理的跨國比較。實證研
究多聚焦在特定的公共行政議題或政策議題,而缺乏對於文官調查的
過程及品質進行探討與研究。因此針對文官的調查研究之進行,往往
依賴研究者個人對於官僚體系的認識經驗,或參照以一般民眾為調查
對象的訪問經驗。然而文官有其在組織內的行為特殊性,從一般調查
研究所獲得的調查設計與執行的知識,或可作為參考,卻不一定能夠
移植到文官的調查研究之中。
其次,在調查研究的資料蒐集模式相關文獻方面,過去主要研究
多聚焦在面對面訪問、郵寄問卷、電話訪問以及網路問卷等幾種主流
模式的比較探討,鮮有文獻針對「調查人員遞送暨受訪者自填方式」
進行系統性的探討。本研究在規劃時的考量、過程所遇到的問題、以
及結果的呈現,即構成一個值得探索的個案,對於文獻的累積與未來
不同模式的比較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除了在公共管理循證研究以及研究調查的學術意涵,本文在實務
上也有重要的啟發。透過對本研究調查方式的選擇與規劃、執行過程
遭遇問題,進行過程的經驗陳述,能將首次我國進行系統性的文官調
查過程,所獲得的默會知識予以符號化,以供後續文官調查規劃之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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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另一方面,也將藉由回收問卷的資料並參照調查人員心得等,進
行次級資料分析,藉以探討此次調查品質與文官的特殊之處,並檢討
此次調查經驗,以累積未來進行相關調查研究的操作知識。
具體而言,除了研究規劃以及執行過程的描述,本研究將從問卷
回收率(response rate)以及影響問卷品質的「項目無回應(item nonresponse)
」,包括訪問失敗以及未填答部分進行分析,藉以評估此種
資料蒐集方法對於資料品質可能造成的影響。由於本次調查為第一次
以全國文官為母體進行抽樣調查,並且在樣本接觸方式、問卷填寫方
式及受訪者問題因應方式等流程做更改,因此究竟這種流程改變是否
有達到提高回收率與確保問卷品質、項目反應率等的成效?又或受訪
文官的具體反應為何?此亦是本文將進行分析探討的問題。本文接下
來將回顧與本研究有關的文獻,第三部分呈現本研究訪問的調查規劃
與執行,並詳述遭遇的問題與解決之道。第四部分分析問卷回收率,
第五部分評估項目無反應部分以及可能原因,最後總結本研究發現並
提出建議。
貳、文官調查的經驗研究
大規模的文官調查訪問執行困難度高,因此相對於以民眾為研究
對象的調查研究報告而言,相關研究並不多見。早期如梁雙蓮(1985)
以實地問卷訪問方式,完成六個中央政府機關508 位公務人員的調
查,探討受訪者的組織認同。從基本個人屬性、人格特質、權利價值
取向及系統功能的評價等因素,解釋公務人員組織認同的變異,嘗試
以實證資料建構因果模型。晚近,余致力(1999)以郵寄問卷,調查
794 位行政院與考試院暨所屬主管機關內九職等以上之主管(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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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主任、司長、處長、局長等),瞭解其對訪問當時國家重大議
題的態度。該研究除了對議題的意見,同時也包含政治容忍、菁英主
義以及計畫承諾等指標。除此之外,蔡秀涓(2004a)分析考試院公
務人員的工作價值觀,以田蘊祥(2003)親自發放並於一週之內回收
完成的321 份問卷,作為實證的分析基礎。李嵩賢(2006)針對各不
同層級公務人員,利用研究領導班、薦任升簡任主管訓練以及大規模
的核心能力調查,分別分析163 份、550 份以及5,143 份(簡任1,462、
薦任2,315、委任1,367)問卷。劉祥得、翁興利(2007)也以中央、
地方、衛生及學校人員為研究對象,探討工作滿意度、工作屬性以及
工作系絡等議題,完成355 份郵寄問卷。在地方政府方面,蔡秀涓
(2004b)以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等七個一級機關的公務人員進行普查,
完成403 份問卷,探討個人屬性、組織因素、管理風格、組織信任及
組織承諾對於組織信任的影響,試圖建立完整的架構;而最近一次為
黃朝盟等人(2008)使用網路問卷的方式進行大規模的調查,探討公
務人員的資訊素養及對電子治理的認知等,完成了4,737 份的成功問
卷,回收率達52.64%。
以上國內文官的調查研究豐富了民主行政、組織行為與組織發展
等領域的文獻,也提供學界能深入了解我國文官各個面向特質,對於
我國文官改革有實務上的意義。不過,這些研究多半針對某個層級
(如中央或地方)或某些特定領域的文官進行調查,鮮少全面進行大
規模的抽樣調查研究。同時,這些研究文獻僅在文中簡短交代其資料
蒐集方法以及其回收問卷數,對於研究執行的過程,如母體的界定、
抽樣規劃、資料蒐集方法的規劃執行及選擇考量以及整體問卷調查的
品質等議題的說明,並不完整。對於研究過程以及方法的過程陳述簡
略,不僅影響讀者對該研究調查品質判準,且對於後續研究者再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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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問卷調查研究等相關知識的累積,助益有限。
綜觀英文相關的研究及文獻,2 也有類似的現象。不過,仍有少
數文獻聚焦探討文官調查研究過程的方法。Spencer(1973)分享研
究西點軍校的個人觀察,其指出官僚拒絕接受訪問,往往是因為擔心
研究過程或結果將會威脅到個人的未來發展、機關的權力、官僚對所
服務機構所建立的主觀認知、研究過程可能出現的問題,諸如研究者
本身合法性的質疑以及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關係的不對等。這個研
究從官僚的本質出發,探討官僚研究所必須面對的根本問題,同時作
者也提出包含參與觀察以及次級資料分析的幾個研究策略。除了個人
觀察式的探討,Hoffmann-Lange(1987)以面對面訪問的方式,研究
德國聯邦層級政治、文官、企業、企業組織、商會、媒體、學術界、
軍人以及文化界等十類菁英的價值取向及議題態度。雖然296 位文官
的訪談,只占1,744 位受訪者的一部分,但該研究對於問卷執行過程
中機構的選定、如何與受訪者接觸、研究倫理議題的處理、訪談情境
資料的蒐集、問卷回收率以及問卷項目反應率的分析等,足作為未來
文官研究中研究方法探討的參考。另外,Czudnowski(1987)於早期
在台灣進行政治菁英訪談經驗中,對於在台灣特定文化及政治脈絡
下,所提出深度訪談的建議。以及Aberbach and Rockman(2002)在
美國進行三波包含政務官、事務官以及國會議員的深度訪談,其研究
過程所遭遇的問題,以及其使用的策略,也值得作為未來研究借鏡。
過去許多研究基礎雖豐富了文官的研究調查內涵,但台灣的文官
2. 如Hammerschmid & Meyer(2005)探討公共管理改革在奧地利所遇到的阻礙,或
O’Toole & Meier(2004)針對美國德州學校系統網絡中的公共管理,所遭遇到的負
面效應。如Trondal(2004)探討公務員在參加歐盟委員會後的對國家影響,並以丹
麥和瑞典兩國公務員以標準化的程序進行調查比較(Trondal, 200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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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與文化有其歷史發展的脈絡,較難將國外調查經驗逕行移植於台
灣的文官研究調查。因此,本研究是基於過去的調查研究經驗,在諸
多的過程中做特別的設計,以適應於台灣文官的調查研究。
參、影響填答的因素
本段針對訪答效應、自填式問卷、回收率以及項目無反應率進行
相關文獻的回顧,其中回收率以及項目無反應率是作為測量調查品質
的指標。
一、訪答效應(response effects)
由於文官調查相對困難,實驗研究較不可行;也由於類同研究數
量較少,沒有太多的個案可供比較,以作為研究方法的循證論述基
礎。相對於文官調查方法研究的稀少,在一般民眾的調查研究領域,
過去已有相當多文獻,有系統地探討調查過程與問卷調查品質間的關
係(Baruch, 1999; Cheng, 2006)。是故,本研究乃從一般調查研究的
經驗中,尋求影響填答的參考因素。
在探討問卷品質的研究中,訪答效應對問卷造成的影響,受許多
學者關心。所謂訪答效應,即是在調查過程中,受到人為或情境因素
的干擾,使得受訪者所提供的資訊中,無法真實反映受訪者的態度或
行為的呈現,甚至呈現無回應的狀態。而訪答效應的影響往往從受訪
者的拒訪以及問卷的未填答情形(survey nonresponse, Dillman et al.,
2002; Cheng, 2006)可以看出,因為這兩者將牽涉到測量誤差,並影
響問卷調查的品質。
而這些干擾真實回應的訪答效應之因素,依照過去研究,可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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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吳齊殷,1997;樓永堅,1999):⑴施測方式—電訪、面訪、
自填問卷等。⑵問題形式—如問題的用字遣詞、問題的排列次序、問
題是否有中間選項、封閉式或開放式問題等。⑶問題內容—如敏感性
問題、具社會期待的問題等。⑷人員因素—如訪員的經驗與個人背景
特徵、訪員與受訪者的互動、受訪者的人格特質、是否有第三者在現
場等。
二、自填問卷(in person, self-administered)
若依Tourangeau et al.(2000)的分類,本研究資料蒐集是採由
訪員遞送,受訪者自填的方式。所謂的自填問卷,係指由受訪者本人
親自填寫問卷內容,而自填問卷的類型可分為郵寄問卷、網路問卷以
及訪員遞送受訪者自填方式。過去在國外自填式問卷多半是使用在較
為敏感性的題目,例如毒品、酒精飲料及性行為(Tourangeau et al.,
1997; Wright et al., 1998),甚至較為敏感的單位例如軍隊等(Dunning
& Cahalan, 1973)。Dunning 等人針對軍隊研究中比較了郵寄問卷與
自填問卷兩種方式,發現自填問卷的回收率高出許多,甚至面對較為
敏感的話題亦能比郵寄問卷得到較好的回應(Dunning & Cahalan,
1973: 618)。
而在國內的比較研究亦有相同的結果,田芳華(1996)比較各種
不同的訪問方式可能的訪答效應,指出在自填與訪填的比較方面,自
填與訪填的個人特質有差異;自填者多未婚、高學歷(大專以上),
在社會非可欲(敏感具威脅)的題目上,郵寄問卷(自填)較電訪、
面訪坦白;相較於訪填,自填的問卷拒答率低、合作度與問卷品質
高。從過去的文獻可發現,相較於其他方法自填式問卷的回收率相對
較高,而且多數使用於較為敏感的議題中。此外,陳德禹(1985)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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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使用自填問卷的方式針對台北市政府的公務人員進行意見調查,而
且獲得87.4% 的高回收率。雖其研究對象僅限台北市政府的公務人
員,且其議題也是屬於較不敏感的組織管理議題,但對於本研究而言
便成為一大支持的力量,使本研究在調查全台灣公務人員的母體範圍
以及較為敏感的議題時,同時兼顧回收率以及研究品質時有更強的理
由使用訪員遞送暨受訪者自填的調查方式。
三、回收率
就問卷回收率而言,國內外文獻均有作一系統性的討論。Baruch
(1999)探討對於學術研究而言可以合理接受的回收率,該研究分析
了發表在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Human Relation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五個期刊中,於1975、
1985、1995 三年間的141 篇文章。Baruch 針對這些文章所執行的調
查研究發現,141 篇文章將近200,000 個受訪者(respondents)的平
均回收率為55.6%,標準差為19.7%。但其中回收率有逐年遞減的趨
勢,直至1995 年期間的調查研究平均回收率為48.4%,標準差為
20.1%。而在所有的研究對象裡面回收率最低的為高階管理或組織代
表等階層,平均回收率為36.1%,標準差為13.3%。反觀國內的研
究,Cheng(2006)分析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1993–2002 期間所
執行的14 個調查研究,發現平均回收率不到40%。綜觀而言,針對
一般民眾的研究調查,不論是在國外的研究或者是國內的研究其回收
率大致上都相當低的。
由於台灣過去長期處於威權統治下,在文官體系中有著深刻的印
記,因此對於調查、訪談等接觸方式,抱有些許疑慮。是故,在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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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干擾因素中,其中以敏感性問題為本文所特別側重。所謂敏感
性問題,乃是在受訪者判斷裡,容易造成受訪者疑慮的事實或態度題
目。諸如涉及表明違法行為的問題、涉及表明態度評價的問題、涉及
個人隱私(如政黨傾向等)的問題(劉義周,1985;吳齊殷,1997;
林彩玉等,2004;DeMaio, 1984)。為了降低敏感性問題所可能帶來
的影響,回顧相關研究,若能對受訪者的隱私加以保障,則較能確保
敏感性問題的填答品質(De Leeuw, 2001)。因此,在施測方式的選
擇上,則以自填問卷方式能夠得到品質較好、回收率較高的回應
(Wiseman, 1972;田芳華,1996)。
四、項目無反應率
調查研究中所面臨到受訪者無反應的問題,可分為兩種一是單元
無反應(unit non-response)及項目無反應。前者是指受訪者根本沒
有接受訪問,而後者是指受訪者雖然接受了訪問,但在問卷中的部分
題目未提供有效的答案。例如回答不知道、無意見以及拒答、漏答等
狀況(盛杏湲、周應龍,2008)。而過去的研究指出,無反應率的情
形會影響調查結果的推估及調查品質(杜素豪,2004)。依據上述,
本研究所指的項目無反應係針對拒答、漏答等情況。
此外,就影響項目無反應的因素方面,Dillman 等人(2002)認
為調查模式(survey mode)、訪員與訪員訓練(interviewers and interviewer
training)、問卷主旨(question topics)、問卷架構(question
structures)、問卷難度(question difficulty)、制度要求與政策(institutional
requirements and policies)以及受訪者屬性(respondent attributes)
等幾個面向,會影響受訪者的項目無反應率。在其文章中亦指出,自
填式問卷比訪員口述調查問卷較容易產生項目無反應率。此外,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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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多的研究亦指出受訪者年齡、教育程度及政治態度會影響受訪者無
反應現象(杜素豪,2004;盛杏湲、周應龍,2008),而鄭夙芬與陳
陸輝(2001)的研究發現性別、年齡、省籍、教育程度以及政黨認同
等因素在敏感性問題的回答方面有顯著差異。這些國內探討項目無反
應的研究居多是針對一般民眾的調查,甚少針對公務人員。然而,某
些涉及公務體系、與政務互動等題目對於公務人員而言,較一般民眾
敏感,公務人員可能更不願意回應。因此,項目無反應率更可以作為
測量本研究調查品質的指標。
以上有關訪答效應、回收率以及項目無反應的相關研究,對於本
研究在接觸受訪者方式、調查進行方式等規劃以及對於回收率的預期
有所助益。不同資料蒐集方法對於調查品質的影響,仍需植基於嚴謹
的設計、實證資料的蒐集以及比較分析。本研究希望能提供抽樣調查
研究中由調查人員遞送問卷,並由受訪者自行填寫的情況下,提高整
體回收率及降低項目無反應率,希望提供此個案資料,作為未來比較
的基礎。
肆、資料蒐集方法的規劃與執行
在分析研究完成後的調查品質之前,本節先說明資料蒐集的選擇
與規劃,以及執行過程中所遇到問題以及調查人員的處置。
一、母體界定與抽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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